信息通信业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基础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，并以“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”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”“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”“深化外贸体制改革”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”等表述明确了我国下一阶段推进高水平开放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方向。

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。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下，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，中国应如何保持定力，坚持以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？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提出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”，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。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，当前国内已经进入改革“深水区”，外部发展环境也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，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以应对严峻的内外部挑战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开放、有利的发展环境。

“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，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实践，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精准推动的，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，中国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，通过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、加快制度创新建设来应对危机挑战。”曾剑秋指出，中国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的关键在于“开放”和“创新”，为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，中国积极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，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贸易发展，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，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，这也和《决定》围绕“深化外贸体制改革”提出的“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、绿色化趋势，创新发展数字贸易”相呼应。

近年来，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、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，再到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、瑞士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、放开VISA境外卡使用等，都是中国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功案例。而移动支付、跨境电商、数字服务等，则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创新。

在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”部分，《决定》提出推动电信、互联网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，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立体互联互通网络。

曾剑秋表示，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，与完善的、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着必然联系。2023年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5万亿元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％；截至2024年6月，我国5G基站累计达391.7万个，5G基站总数位居全球第一。曾剑秋认为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，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加强网络覆盖和提升网络质量、促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、强化算力基础设施支撑作用，以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多方面举措，有效提升对外开放水平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畅进行，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效路径。

“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放、包容、互利的对外合作环境。在国内，我们建设了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；在国际合作中，我们携手合作伙伴推进全球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互联互通，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促进互利共赢。”曾剑秋表示，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承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。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，如5G基站、数据中心、云计算中心的建设，以及对传统基础设施如港口、铁路的数字化改造升级，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，对于弥合数字鸿沟、推动数字经济赋能“一带一路”新发展、实现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具有积极作用。

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，不仅能统筹国内外市场和资源，还能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。曾剑秋认为，信息通信业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基础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、发展新质生产力都需要建立在完备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之上。建立高水平的、有效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，不仅提升了国内经济的数字化水平，通过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交易，形成对外经济发展的良好体制机制，还能通过国际合作，带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，形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。在曾剑秋看来，信息通信业凭借独特的行业特性和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影响，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。